这座九层妖塔，是由墓道、墓门、回廊、东室、西室、中室和南室组成。
这种“十字形”的墓室布局，其实沿袭吐蕃早期高等级墓葬的先例。
比如文献中曾经记载了松赞干布的墓，“墓作方形中网格”、“在陵内建神殿无座，其外封如山”。
而血渭一号墓，中室为木椁室，加上东、西、南三个石室和北墓道，也是比较符合。
再看其中随葬品，早在2018年，当时的3.15热水墓群被盗事件，就已经震惊全国，其涉桉文物多达646件。
而从2019年开始，针对已经被盗掘的一层和二层，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这一次发掘又有了新的进展和发现，更多能够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随葬品映入眼帘。
首先是各类丝织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钵罗婆文字锦。
这是一幅8世纪的波斯文织锦，堪称举世无双仅此一件，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
这为我们了解中亚纹样向东方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见证。
此外，则有大量的金银器，很多金银器都喜欢镶嵌绿松石，这也反映了吐蕃人对于绿松石的格外钟爱；
此外，锤蹀金片的工艺不仅流行于北方草原，吐蕃也同样适用；
而动物纹样的饰品，则依旧游牧民族最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
据最新消息显示，此次历经三年抢救性发掘的文物近千余件。
如此丰富且珍贵的随葬品，也让人不免推测其墓主人究竟是谁？
其中有一枚应有骆驼的印章，或许能成为解开墓主人信息的关键。
但目前能推测的是，它应该属于一位高等级的吐谷浑首领。
吐蕃在征服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先后吞并了数十个小邦。
比如羊同、苏毗、吐谷浑等等。
这些小邦或者与吐蕃有亲属关系，要么则与吐蕃王室进行联姻，深受吐蕃文化的沁润。
而吐蕃作为一个横贯东西的文化交流中心，在其影响之下的吐谷浑墓葬中，出现多种文明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彩绘人形木牌、镶绿松石的黄金饰品、金胡瓶、马具金饰件、图桉丰富的丝织物……
截至目前，共出土金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皮革、玉石器、玻璃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遗物，部分遗物工艺与装饰图桉，带有浓郁的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等民族风格。
元朝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最为频繁和成功的年代。
也许通过元代的一些东西，还能发现西域那地方的一些秘密！
当然，这个陈文哲还不着急，毕竟他现在也没有西游的打算。
继续翻看照片，两件釉里红瓷器的中间，夹杂着不少荷叶纹的瓷器。
在元代，这种荷叶纹的瓷器好像不少。
元统一华夏后，希望汉蒙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荷叶象征和谐美满，所以荷叶盖罐是元龙泉窑的典型器，也是元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吉祥器物。
器型浑厚圆润质朴，包浆肥厚，简约中透出富贵端庄的气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貌。
物以稀为贵，既然这种青花比较多，也就不算太过珍贵。
所以，陈文哲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两件釉里红瓷器之上。
一件釉里红转把杯，高10cm，口径7.7cm，足径3.8cm。
杯撇口，深腹，瘦底，下承以中空竹节式高足。
通体施青白釉，杯身涂抹3块釉里红斑，并置一小圆系。
杯底和高足以子母榫相衔接，可以自由转动而不脱开。
此杯装饰斑块发色鲜艳，似晚霞般美丽，实属难得之珍品。
可以任意转动的杯足，更增其玩赏性。
1980年，西江高安元代瓷器窖藏之中，也曾出土一件元代釉里红印花塑贴蟠螭纹高足杯，其杯足亦可转动。
由此可知，转把高足杯应是元代高足杯的时代特征之一。
另外一件是釉里红划花兔纹玉壶春瓶，高20.5cm，口径6.3cm，足径6.8cm。
瓶撇口，细颈，垂腹，圈足。
通体施青白釉，肩部及腹径最大处各有暗刻弦纹4道。
上腹部刻划一只野兔，奔跑于花草间。
小兔作回首观望状，以釉里红点睛。
此器整体刻划技法娴熟，刀锋犀利洒脱，线条流畅自然，形象栩栩如生。
花纹空白处随意涂抹釉里红，形成红地白花，增强了图桉的艺术效果。
瓶内口部，涂抹釉里红。
玉壶春瓶是元代景镇瓷的常见器型，其品种除釉里红外，尚见有青花、青白釉、孔雀绿釉青花等。
把所有照片都翻了一遍，没想到陈文哲居然还在其中发现了一件蓝宝石级的蓝釉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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