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分子从被害人家中劫去——部手机，这是“串连3号”公案前8起案件中没有过的情况；虽然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但专案组的干警们都有些兴奋，好像看见那只恶狼叼去了猎人投下的诱饵。
沈阳市公安局领导与专案组、刑警支队的同志一起研究案情，提出：能不能在那部移动电话上做做文章呢?
破案员们的工作得到了无线电话局领导的支持，经过核查确认，被劫的那部移动电话在发生案件的11月8日当天共打出电话8次。
侦破人员在常妮工作的公司进行调查，了解到常妮是上午11点30分从单位出来的，排除上午公司内部人员(包括常妮)用那部手机打出的5次电话，还有3次电话是下午打出的，也就是由持有这部电话犯罪分子(或与其有关的人)打出去的。
紧紧抓住这3次电话，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查得知，3次电话的对象分别是泰峰电器修理部、电焊机联合二分厂，邮政大厅。
这就是说，这3个单位与犯罪分子必有某种联系——或者他在这3个单位工作，或者那里有认识他的人。
“1994．11．8”案件发生5天后，专案组侦查员王晓峰等人来到泰峰电器修理部。这是家主要修理移动电话和BP机的个体企业，是临街的一间平房。老板姓杨，还有两个干活儿的。一个是老板的小舅子丁浩，另一个是从河北来的打工仔汪义胜。杨老板3天前去广州进货不在。
便衣警察突至，引起一场骚动，丁浩躲起来了，这不能不引起怀疑。王晓峰让汪义胜把丁浩找回来，问他：“公安局找你了解情况，你跑什么?”
丁浩约有二十三四岁，他不敢正眼看王晓峰，有些口吃地说：“我，我给人家修‘大哥大’、BP机，复制过别人的手机号，我……我以为是这事犯了呢，你们来抓我……”
看来是一场虚惊了。破案员们对他和汪义胜做工作，让他们仔细回忆，11月8日那天下午有没有人用移动电话往他们修理部打电话。
汪义胜和丁浩对视许久，想了想，都摇摇头：“没有。”事过5天了，他们是不是忘记了?王晓峰严肃地说：“肯定打过，你们再好好想想!
那两个青年又四目相对，有些茫然。他们不像是装的。
王晓峰思索一会儿，换了一个问题：“8日那天下午，有没有来修理或者来卖移动电话的人呢?”
“哦，我想起来了!”汪义胜忽然喊了起来，“那天下午，确实有人用‘大哥大，往我们这屋电话机打过一次——是我打的。”
“怎么回事?”
汪义胜说，8日下午大约1点30分，来了一个男青年，拿着一部手机，说是他父亲的，打麻将时不慎掉在地上摔坏了，让他们给看一看。
“我拿过来检查一下，”江义胜继续说，“其实它并没坏，只是他不会使用。我用那部‘大哥大’往咱们桌子上这部电话机打了一次，让那个人去接，听听效果怎么样，他听了说挺好。”
“那个人拿的‘大哥大’什么样?”
“灰色的，‘索尼牌，的。”丁浩抢着回答。他极想给公安人员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他们说的移动电话的特征与丢失的移动电话相符。王晓峰和同来的侦查员显得很兴奋。他们认为，那个男青年就是犯罪分子。
丁浩说：“他走之后，我俩议论了几句，说那‘大哥大’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怕不是好来的。”
那个杀人狂魔作案从来不留活口，被害人都含恨而死，所以至今谁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可是服前这两个青年不仅看见了他，还和他一起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互相有过交谈，这太难得了。侦破人员向他们详细了解那个男青年的体貌特征，他们边回忆边说，那人的年龄二十六七岁，身高1．8米左右，长得结实，头发不太长，圆脸盘——他们叫他“大饼子脸”，大眼睛，穿水洗布上衣，棕色“老人头”皮鞋，骑一辆崭新的蓝色山地白行车……就这样，虽然并不清晰，但已有一定轮廓的形象就勾画出来了。
后来，有人将这个人的上述特征概括为“大大”：大高个、大眼睛、大饼子脸。
王晓峰又问：“他沿大街哪个方向走了?”
沿大街往北走了。”了浩说，“我担心他听见我们议论的那几句话，他走时，我特意看了他一眼，他骑上自行车往北走了。”
“别的女人我看不上眼”
应该说，对于小潘来说，何婉珍比起岳秀华来，是更加名副其实的“大姘”，因为她比他足足大8岁。
何婉珍也是在舞厅认识小潘的，已经两年多了。丈夫死后，她就和小潘同居。她死了男人，他没有结婚，两个人从偷情到变为同居，都有一种安全感和轻松感。
他们两个都明白彼此年龄上的悬殊，不过是露水缘分，可是，由于各自的需要，也就那么回事了。何婉珍难守空房，更喜欢小潘年轻，有男人气，出手大方。他给了她金项链、狐狸围脖。小潘则感谢何婉珍对他顺从体贴。相比之下，和岳秀华的关系有一定风险，如果被她丈夫发觉就有麻烦；而在何婉珍这里则不必担心，尽可以住下去、家里正拆迁，他能在这里有个安身之地，还有女人供他淫乐，何乐而不为呢!这样一想．年龄的问题也就不算什么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安乐窝连他家里的人都不知道，特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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