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9日，民警高连国被杀死在选煤厂地沟内。
1991年1月25日，高连国的手枪出现在小金鹤储蓄所被抢现场。
仅仅根据打在无名尸左眼的一枪是为了灭迹，就把“1.28”案犯与发生在四年前的两起案件联系起来，不能说有什么实在的把握。但指挥部成员仍很重视，调齐了所有的档案材料。
从各方面情况看，发生在1991年1月25日的小金鹤储蓄所抢劫案犯只有两人，带有一支“五四式”手枪。小金鹤储蓄所位于向阳区区政府大楼南楼尽头处，面朝一条算得上比较繁华的大街。储蓄所门脸很小，无突出装饰，淹没在沿街一排与它规模相似商店之中，不大容易分辨出来。在这里，每天出进的款项有几万元以上。像许多小储蓄所一样，房间被严密隔开一半，里面是出纳柜台，外面接待客户。当日下午15时30分左右，储蓄内有3名工作人员，所长王人伟（男，25岁）、储蓄员（女，24岁）。他们已经结完帐，陶雁在作表，王所长登记凭证，张明丽数现金。
从外面进来的两个青年人分头行动，一个拎小型黑色皮兜奔柜台，把皮兜放下，趴在台面上。据描述，作表的陶雁向他问了句“是存还是取”。这个人没吱声，走到通往营业室的门前，伸手去摘铁门上的锁。王所长查觉有异，从里面过到柜台处，那人已从皮兜里抽出一支手枪，对准王人伟说：“你赶紧把钱拿出来！我数三个数，不拿钱就打死你！”说完即将第一道门拉开。王人伟能辨认出“五四式”真枪，他对对方再将第二道铁门拉开，就立即拿起一只木凳准备堵住二道门。持枪人向他开了一枪，接着又开了一枪，子弹都似乎从王人伟脖子旁边飞过去，打破了他的衣领。 十分惊讶的陶雁站起身来奔过去拉响了警报器，室内顿时玲声大作。站在窗前的青年脸色变了，立刻招呼他的同伙“快跑”，两个人就先后跑出门去，朝东跑。王人伟追出门，他们已跑远，即报警。以后，在正式材料中，用“因储蓄所工作人员奋力反抗，抢劫未能得逞，二犯仓惶逃跑”等文字叙述这一经过，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在当时情势下，王人伟仍操木凳抵门，陶雁没经细想便拉响了警报器，这些举动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来的。两枪中若有一枪击中王人伟，后果不堪设想。罪犯没有射出第三枪是因为陶雁拉响了警报，
而如果陶雁不这样做，下一个受害者将是她和张明丽。他们的勇敢不仅保护了财产，也保护了他们自己。实际上警报器只是恐吓器，没有接通外界。向阳区公安局就在这条街的斜对面，距储蓄所不到100米，但也不会听到所里的警报。
在90年代初，各地银行、储蓄所还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谁都知道抢银行必定罪，犯罪分子不敢轻易往那地方想。银行和储蓄所一般也不会想到雇用保安，以及安装直接通达附近公安部门的报警设施。 小金鹤储蓄所案件是促使全市金融系统紧急动员起来、购置先进保安器械、严密加强日常防卫，时刻处于战备状态的主要动因，也正是从那个时期起，全国各地重要部门的保安工作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短短一两年里，独立设计或引进生产保安用具的大小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保安队伍也从无到有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区别于公安的准警察组织。现在，人们走进任何一家储蓄所或银行分理处，都会发现一名以上穿深色制服、腰佩手枪、手持警棍的保安人员坐在座位上，警惕地打量着每一个推门而入的陌生人。
自然，犯罪与保安行为是轮番升级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进入90年代中期，银行运钞车代替银行建筑成为犯罪分子袭击的重点。1996年2月8日，也是在春节前夕，北京市安惠里甘水桥工商银行分理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刚刚在保安人员的护卫下把“略有沉重”的密码箱装进运款车，分理处南侧位置停着的一辆藏蓝色“大宇”轿车里中冲出一名端枪的蒙面人，将正准备上车的保安员打倒在地，又向车内其他人射击，抢走两个装有巨款的密码箱驱车逃走。同年6月3日晨，一辆运钞车从北京海淀知春里银行开出，驶离50米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去路，车内冲出的蒙面人手持，逼住运钞车司机取得钥匙，将后备箱打开抢走两只“铝合金提款箱”。而在8月27日上午，同一罪犯伙同另一名歹徒在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支行附近截住运钞车时，遇到顽强的抵抗。罪犯在打倒4人后击碎运钞车后备箱内的玻璃，却发现“即打不开款箱，也搬不动款箱”，只好“仓惶逃窜”。
从这起系列大案中，可以见到抢劫与防范手段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小金鹤储蓄所当天的库存现金2万多元。两名罪犯徒步逃离现场，沿途有多人目击。 紧挨储蓄所的一家食杂店老板崔XX提供情况说，当日下午15时47分左右，他出去倒灰，看见从储蓄所跑过来一高一矮两个青年人，“小个1.60米左右，穿挺瘦的衣服，什么式样没看准。”戴什么帽子没注意，也没看见手里拿着东西。侦察员问他再见着这两个人是否能辨认出来，他说不能，走对面也认不出来。在他家附近无人议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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