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海特别嫉恨的是那个曾与他谈过对象的女孩，他觉得，她之所以要在他回家以后再当着他的面嫁人，就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让他心里难受，让他丧失自尊，让他今后没法做人，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
从这个时候起，杨新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
整个春节期间，杨新海郁郁寡欢，刚过了年就要外出，父亲苦苦劝说他："海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再这样在外边瞎跑，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呀？不如就在家安生板眼地干二年，攒些钱找个媳妇成个家也就算了。"
杨新海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年开春以后，杨新海在本村一个砖厂干了不到一个月的苦力，给砖厂摔砖坯子。村里的人后来回忆杨新海在村边砖厂干活的情景时评价说："他那时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干活很卖力。"其实，他是把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成了一种发泄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委屈和满身的屈辱都挥洒在出苦力上边。村里人回忆说，他干活从不与人多说话，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搭上说一句，没人与他说话，他就不吭声，低着头只顾干活儿。
干了一段时间，杨新海觉得实在受不了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于是，他再次上演了离家出走的把戏。一天吃过早饭，他带了两件替换衣裳，给父母说要去砖厂干活，一出村他就直奔正阳县城的方向，当父亲天黑到处去找他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杨新海这次离家出走后，直接去了广州，他仍然是居无定所，到处游荡，靠打小工和偷盗来维持生活。这样的游荡生活大约过了一年，终于在一次试图盗窃时被人抓获，送到了广州收容所。收容所不像拘留所，收容的人不一定有罪，但起码属于那种"三无"人员。要想从收容所里把人领出来，必须要由家里人出面作保。杨新海无奈之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父亲带上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的证明去把他从收容所里领出来。杨俊关收到儿子的信，赶紧办齐了各种手续，连夜赶到广州，把儿子领了出来。
父子俩乘上开往河南的火车，一路无语，但到了信阳火车站，杨新海死活不肯回家。父亲问他："你不回家到哪儿去？"
杨新海说："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我都能养活自己。"
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了他去。父亲含着眼泪告别儿子，一个人回到了固守多年的老屋。又过了一年左右，杨新海从成都打电报给父亲，让父亲去成都一个招待所接他，但等杨俊关赶到成都时却没有见到他。此后，杨俊关再也没有了儿子的消息，家里给他写了不少的信也都被退回。
6、五年出狱变本加厉
杨新海在成都给父亲拍过电报以后，又一次戏耍了父亲，他并没有在成都等着父亲去接，却在父亲到达成都的头一天上午离开了成都，搭上了南下的火车，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从此后，杨新海再没有踏进家门，罪恶的足迹遍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山东、安徽、广东、广西等大半个中国。
杨新海自从在西安、石家庄、广州因盗窃先后被抓获劳教后，他在别的城市不敢轻易出手了。他认为，城市人警惕性高，防范严密，各家都装有铁门铁窗，不容易下手。再者，城市里110行动快，即使作案得逞后也不容易逃跑，一旦被人抓住，又得蹲上年把二年的"笆篱子"，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不说，若让家乡人知道了也老没有面子。在这以后的多次作案时，他通常都不会选择住宅豪华的人家，有时踩点后发现这样的人家他也会放弃，他害怕这样的人家与城里人有牵连。
"可能是因为自幼家里穷，他很自卑，从来不敢与城里人过招。"一位参与办案的民警事后这样评价杨新海。
杨新海在外闯荡了一阵子，觉得在城市里不好存身，便琢磨着还是回到河南老家去，于是，他又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但是，走出信阳火车站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即使回到家里，又该如何呢？还不是整天出死力，干笨活儿，让人瞧不起，受人欺负。两年前，也是在这个火车站，父亲要把我带回家，我不愿意跟他走，现在，我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去，家里人该怎么看我？再说，父亲接到我的电报以后，亲自跑到成都去接我，我没有等他，回家见了父亲、见了家里人，我怎么向他们交代？杨新海前思后想，决定不回老家了。
杨新海这次回到农村来，并不是要在老家好好劳动，靠自己的双手获取生活的资本，此时的他，已经对劳动没有了一点兴趣，他是瞄准了农村这个作案的广阔天地，要在这里寻找一条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人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性特别熟悉。他知道农村人居住分散，防范意识差，不少人家连院墙也没有，有的即使有院墙，也大都是用泥土打造起来的，又低又矮，一抬腿就能翻过去。农村的房子大都只有一道木门，门后边是个横插的门闩，用刀一拨就可以把门闩拨开，然后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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