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天，杨新海拿着父亲给他交学费的50元钱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他听说河南省焦作市煤矿多，认为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活儿干，于是，便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来到焦作。果然，他在焦作修武县西村煤矿找到了下井挖煤的活儿。虽然是出苦力，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但他毕竟在这里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机会，不用再听老父亲的唠叨，也不用再听老师那没完没了的教训，更不用再看寄宿的表姐家那扬眉吐气的富人模样，他成了一个自由人。
杨新海在西村煤矿干了不到一个月，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你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你父亲和哥哥四处托人找你，现在，你二哥就在洛阳的新安县，一边在窑场干活一边找你，你赶快和我一起去见他。"说着，不容分说，拉上他就去了新安县。
二哥在异乡见到日思夜想的三弟，抱着他边哭边说："三弟呀，在咱们弟兄四个中，数你上了学，有了文化，本来咱爹全指望着你哩，你咋就不上学跑了呢？"
杨新海冷冷地说："二哥，你哭啥哩？你既然知道咱爹全指望着我哩，我在家上学时候你为我拿了多少钱？"
一句话问得二哥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止住哭泣说："三弟，不管咋说，你别四处乱跑了，麦收季节快到了，咱一起回家吧，咱爹想你啊。"
杨新海说："想我有啥用啊？连供应我上学的能力都没有，想我干啥？要回你回吧，我刚出来不久，在外边干活还没干够，不想回家。"
二哥见杨新海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也就不再说别的，只买来些饭让他吃，他想：都是亲弟兄，住下来慢慢说，总会说动他的心。在往后的几天时间里，二哥一有机会就劝说杨新海回家，但杨新海始终不同意，他说，他不愿意回去，他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穷而偏僻的家乡，更不愿意看到那个让他一见就有气的窝囊家。
几天后，二哥要回家收麦了，但他始终说不动杨新海与他一起回家。这时，正好有一个老乡邀杨新海一起到洛阳去干活儿，杨新海便答应了。二哥还没动身，杨新海就对他说："二哥，你一走，我也不在这个窑场干了，我和老乡一起到洛阳找活儿去。"兄弟俩临分手的时候，二哥含泪给他买了一双球鞋，还从自己的工钱中分出10元钱来送给他，又给他买了一大包白面馒头。二哥送的东西虽然不多，却体现了浓厚的兄弟情分，谁知这也是二哥最后一次在杨新海身上尽兄弟的情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离开二哥以后，杨新海与老乡一起来到洛阳市东边的孟津县境内，在一个小水库上找到了挖淤泥的活儿。挖淤泥的活儿虽然也还是累，但比起下井挖煤和拉砖坯子来，毕竟安全得多、轻松得多，特别是每天坐在小船上悠悠荡荡的倒也新鲜。杨新海开始喜欢上了这份活儿，一干就是几个月，后来水库里的淤泥挖完了，天气也渐渐冷了，没法再下水库挖淤泥，杨新海只好离开这个地方。
不安于平静的杨新海仍然没有回家，他又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山西临汾市，在水利局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大约发给两块钱工钱，等到年底工程停工时，总共领到了180多元工钱，杨新海算是有了临时赖以生活的本钱。
杨新海用手中仅有的180元钱，在临汾市的乌衣巷租了一间民房，房东是一位寡妇，30多岁，对人很和蔼，见人说话总是笑嘻嘻的。杨新海已是近20岁的青年，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笑容，初次见到女房东的笑容，他心里陡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住进去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心中总有一种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立足之地后，杨新海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破自行车，就地干起本小利微的小生意，先是贩卖青菜，随后又贩卖水果。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很晚才能回来，辛辛苦苦跑一天，赚得钱刚够糊口，但他觉得，干小生意比到工地打工出苦力强多了。如果这小生意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下去，杨新海也许就不会再去四处流浪，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伤透了脑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杨新海吃过早饭，骑自行车带着水果筐去批发市场批发水果。为了抄近路，他骑车走出乌衣巷，拐上一条偏僻的小街道，这条街道很窄，附近居住的也大多是无钱无势的平民百姓，来来往往的人们多是匆匆而过，忙着各自的事情。杨新海为了早一点批发到水果，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粗野声音："那个骑自行车的，站住！"
他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无关，但听到喊声，还是本能地扭头往后看了看，原来是一个妇女摔倒了，那个与她一起的穿制服的男人正朝着自己吼。他停下来问："怎么回事？"
穿制服的男人更凶了，蛮不讲理地说："还怎么回事呢？把人碰倒了，想逃跑？"杨新海知道，自己离那个妇女很远，并没有碰到她，便据理力争。那一男一女不由分说，从杨新海手中将自行车夺了过去："没碰着？这一街两巷走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不拦别人？你说我们是故意耍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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