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以上那些工艺之外，还有其他工艺。
比如，在器物上先施一层白釉作为地釉，在白釉上加施一层较薄的含有氧化铜的绿色彩釉，在氧化气氛中高温一次烧成。
这类绿釉器物，过去一向不太被人们认识。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北方地区的许多窑场，都发现了晚唐到北宋时期的所谓“白釉绿彩”器物。
从此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宋代的瓷器，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宋代的彩釉瓷器不多，一般都是单色釉，像是青瓷、白瓷。
最多也就是有一些绿釉、黑釉、酱釉瓷器。
这时，陈文哲突然意识到，之前他在南越做绿釉瓷器的时候，好像没有收尾。
就比如说北宋的白釉绿彩瓷器，他好像就没有做。
或者说做到这里的时候，他分心了，被其他瓷器吸引，转向了别的瓷器。
现在他正好闲着没事，自然就想要找点事情做。
所以，他就从低温釉开始，如果可以，他想要把宋代五大名窑，全部复烧出来。
复烧五大名窑可不容易，但是从低温釉开始，先烧制一些绿釉瓷器却不难。
所谓“白釉绿彩”器物，其制作方法与上述的工艺流程是一致的。
只是大部分器物上的绿彩，仅仅作为纹饰在局部地区小面积使用。
如发掘磁州窑遗址中，从最早期地层中出土的白釉绿彩香炉和瓶、罐等器物，仅在沿面和器腹装饰一些绿色的彩斑。
但在西陕铜川耀州窑早期的地层中，和湖沙窑都发现较多的白釉绿彩瓷器。
而且有些器物装饰的绿彩斑面积很大，覆盖了器物表面的大部，这些器物都是高温一次烧成的。
由此可见，在白釉上施绿彩一次烧成，在工艺上基本不存在问题。
至于烧成温度是多少，是否比一般的白釉瓷器要低一些，现在由于没有很好的测试数据，还不得而知。
最好的例证，是近年来在印尼亚外海，勿里洞岛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瓷器。
从这条沉船中发现了，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纪年的瓷器。
这条船沉没的年代，大致不会晚于这个年代太多。
黑石号中出水了6万余件瓷器，其中有数百件北方地区生产的白釉绿彩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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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瓷器上多有大面积的绿色彩斑，晕散流淌，覆盖了大部分器表。
当器表的绿釉充分多的时候，绿色覆盖了整个器表，就成了绿釉瓷器了。
弯弯私人收藏的一件，被认为是南河巩义窑产品的绿釉瓶，其上部可以称为绿釉器物，但腹部还可看出绿彩斑的施用方式。
这件器物是繁密的绿彩斑，变为绿釉器物的一个很好例证。
这类绿釉器物的特点，是绿色相对浅澹鲜亮。
在几种绿釉器物中，色彩最为清丽明艳。
但绿色明显存在斑驳不匀的现象，而且总体上也有较稀薄的特征。
目前这类绿釉器物主要发现在晚唐时期，但磁州窑和南河中西部地区一些窑场。
如新密西关窑、鹤壁集窑等生产的白釉绿彩瓷器，在北宋初期曾大为流行，并一直延续生产到北宋后期。
因此北宋后期采用这种方式，生产绿釉器物也应是合理的。
2005年神都市文物研究所，再次大面积发掘了位于mtg区的辽代龙泉务窑址。
在辽代晚期地层的出土物中，发现了与这件绿釉梅瓶施彩釉方式相同的绿釉瓷片。
这成为这种绿釉瓷器，延续生产到北宋后期的很好例证。
以往对于定窑是否生产这类绿釉器物并不了解，后来有一件梅瓶，由于有可靠的测试数据，可以作为定窑生产这类绿釉瓷器的征据。
绿釉的呈色剂为铜的氧化物，铅化物作为基本助溶剂，属二次入窑的低温铅釉（800—1000°c)。
一般是先烧素胎，再挂釉低温焙烧。
定窑烧造的绿釉产品，自中晚唐至金末，一直大量生产，器型非常丰富。
绿釉的烧制，也许是传承了唐三彩技术，由此演变而来。
现定州博物馆藏有属磁州窑风格的金代完整定窑绿釉刻花枕，该枕胎体粗，呈灰黑色，纹饰具典型定窑风格。
遗址标本显示绿釉定窑产品少部分，具有刻划印剔堆贴等多种精致装饰，大多光素无纹。
早期均使用化妆土，呈色澹绿青翠，赏心悦目，稍有别于其他窑口的呈色。
装烧多采用三岔支钉，垫饼及泥圈等，未见覆烧芒口品种。
定窑绿釉，应是二次入窑烧成的800°c左右低温釉。
但就其胎来讲，也未曾见过1100°c以上产品。
原因也许绿定素烧器坯的界限，必须具有一定的吸水率，从而保证釉水的吸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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