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提梁杯和省油灯，戴开林先生在《川蜀古陶瓷提梁器鉴赏》就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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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丰富多彩的川蜀古代陶瓷中，有许多造型奇特，构思巧妙，匠心别具而特有的器型，如唐宋以邛窑为代表的窑口生产的各式提梁器，其中包括提梁罐、提梁壶和提梁杯。”
提梁杯的产生与注子一样，应该与当时的斗茶之风盛行有关。
至于省油灯，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和《斋居记事》中都有记载。
“宋文安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
《景镇陶瓷词典》也说：“省油灯，一种节能的油灯，唐代川蜀邛崃窑创烧。”
可见省油灯当为“节能减排”的最早范例。
唐代瓷器以单色，主要是青瓷、白瓷为主，也有装饰手法更富变化的越窑“秘色瓷”。
但在低温陶器上却交错使用白、黄、绿及蓝、褐、赭等艳丽的色彩，斑驳淋漓，变化多姿。
这种在一件陶器上，使用三种以上色彩的作法，在安阳北齐范粹墓、py李云基墓即有出土。
但唐时的“三彩”更为明艳富丽、光洁莹润，被称为“唐三彩”。
这种釉彩及施釉方法，对海外陶瓷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特别是霓虹和朝韩就是在吸收、融合“唐三彩”的基础上，成功地创制了“奈良三彩”和“新罗三彩”
邛窑和其它窑口一样，其釉彩及装饰手法，同样具有唐时华丽而典雅的审美倾向与趣味。
但又自有发展的“节奏”与特点。
大约在2007年的时候，文物和公安部门，因举报追回一件从建筑工地违法购买的唐代褐绿双彩卷草纹钵。
其典雅的造型纹饰，与精美的釉下双彩，实属邛窑的经典之作。
虽然釉下彩早在两晋时期的越窑就已出现，但邛窑却于兼收并蓄中，最早创制釉下双彩技术。
这让这座窑口，成为唐代邛窑器生产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
这对后世的青花、斗彩等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当时，邛窑除了采用点状、斑块褐彩或绿彩等釉下装饰外，还出现了刻划和模印纹饰之类的手法。
并在与其它窑口，及金银器生产工艺的交流中，变得更为精致。
普遍流行的各种草叶纹饰，具有写实而又灵动的风格。
在以没骨画法随意的勾画点染，及色彩的浓澹变化中，带有一种现代“书写”的美学意味。
而“临邛”杯、“蜀”字罐，更让人在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中，触摸到了历史的厚重之感。
这一时期，对邛窑瓷器胎体的缺陷，多用半黄色或灰白色的化妆土来遮盖。
先以其涂抹胎体表面，再装饰、施釉，使得瓷器胎釉结合更加紧密，釉面更为光洁美观，具有玻璃的质感。
其釉色的品种，也是进一步丰富，开始出现了乳浊釉。
另外，贝德福先生在《邛州古窑址》一书中还提出，邛窑“深紫釉陶如钧窑”的观点；
葛维汉先生的《邛窑陶器》又提出建窑“天目”瓷，可能始于唐代邛窑的观点。
耿宝昌先生也认为，邛窑有“天目釉”；
川蜀工艺美术大师、邛窑“非遗”传承人何平扬先生，经过长期研究，也曾烧制出天目釉作品。
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也充分说明邛窑釉彩的丰富与多变。
“邛三彩”出现在晚唐五代，以黄釉为主色调。
釉下装饰褐绿双彩，色彩鲜艳、釉色明亮，成为邛窑发展史上的又一突出成就。
耿宝昌先生在《邛窑古陶瓷研究》序中说：“高低温釉下彩、三彩更是‘邛窑’的代表作品，均较早烧制成功，其工艺传播于江南诸名窑。
而又湖沙市的‘铜官窑’受其影响最深，因之两窑产品颇为相似，成为姐妹艺术，堪与其周边名窑相媲美。”
邛三彩晚于北方唐三彩，但其以高温三彩为主，多为日常生活用器。
这与唐三彩的低温三彩和多作明器不同，因而在传播中更受青睐。
在五代时期，还以民窑的身份进入了官方视野，接受官方的定烧。
在邛窑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印模，造型和纹饰规整、雅致，是全国最早的瓷器“官样”实物。
这说明至少在前蜀王衍时期，邛窑即有官方瓷器生产，应该还有官府或宫廷对其进行管理。
从十方堂邛窑5号窑包发现的唐代建筑遗址的规模及形制来看，或许就是当时官府管理瓷器生产的一个建筑用房及机构。
青瓷是唐宋时期瓷器的代表，其美感和品质都较白瓷优秀，后来逐渐为青花、粉彩、珐琅所取代，已不常见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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