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杂志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类东西，给读者的印象根本谈不上深刻，没有成功杂志的精神。
这些杂志是大众消遣的对象，没有任何生活的理念和思想存在，它们让读者的思维变得简单，丢掉了以往的想像力，让美国的杂志走向了堕落。
在20世纪初，只有《世界工作》杂志还能受到人们的赞赏，这主要是主编佩奇的功劳。
佩奇有着高远的眼光，他曾经供职于《论坛》和《大西洋》月刊，熟悉新闻工作，在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并对文学满怀敬意。
他的这种能力和态度使《世界工作》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他为这份杂志做了10年的贡献。
1914年《新共和》诞生，负责这本杂志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里。
《新共和》是一份周刊，以政治评论为主要方向，并试图以审视的态度来认识丑国社会。
杂志体现了知识性和批判性，并以此保持内容的健康。当时，以揭露丑闻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纷纷停刊，《新共和》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并突出了自己的独特性。
《日晷》在两年后迁到纽约，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政治评论上，《日晷》失去了它的批判性，仅仅将这种批判保持在文艺方面。
随后，一些出色的新闻人加入进来，如伦道夫·伯恩、哈罗德·斯特恩、范·布鲁斯等，他们为《日晷》找到了方向，并确定了杂志的风格和理念。
杂志转变的意义要更加深远，即使单从数量上来看，也难以磨灭人们对杂志转变的印象。
尽管《日晷》在繁多的杂志中表现出色，但在1929年还是被迫停刊，这是丑国杂志史上最令人伤心的事件之一。
《民族》则依然保持了它的传统，但开创了自己的批判性。
在丑国新闻史上，那些承载丑国文化光荣的杂志则是《纽约客》、《新共和》、《大西洋》月刊，承载了这种光荣的还有让人敬慕的报纸《纽约时报》，它们为世界呈现了一个具有知识和思想的丑国。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现在无论杂志还是报纸，都掌握在死板而老旧的精英贵族手中，距离真正的自由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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