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4日这一天，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公安局政工科长董振学的心情不错，县里组织职工乒乓球赛，公安局的选手成绩挺好。作为参赛的领队，董振学约请队员们都到懋楼饭店吃晚饭，庆祝一下。
饭后，董振学顺道去局里一位老同志家串门，然后骑车回家。经过大佛寺、鼓楼，拐进马圈子胡同，还有百十来米就是家门，“意外”发生了：董振学突然遭到两名骑车歹徒袭击，头部被连砍数刀，刚要反抗就失去了知觉，随身佩带的六四式手枪被抢。
几分钟后，也就是在晚7时15分左右，有过路群众发现倒在胡同里的董振学，认出他是原义州镇派出所的董所长，马上到董家去送信报警，并张罗着护送董到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当晚10时，董振学终因失血过多心脏停止跳动。
有人用车别他杀害民警，抢走枪支，此案非同小可。辽宁省公安厅专门从省内十几个市县公安局抽调40多名精干刑警到义县参加破案。
在这起案件中，办案人员首先要弄清的是：抢枪与杀人，究竟哪个为主？为枪而杀人还是杀人后捎带抢枪，这两个不同的作案目的，决定着不同的侦查方向。
当时，董振学的家人赶到时，问董振学“是不是酒喝多了”，董的头脑很清醒：“有人砍我，抢枪。”
送到医院后，董又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案件经过，大致情况是：他骑车到大佛寺附近时，发现两个骑车的年轻人跟在后面，当时没在意。进了马圈子胡同，其中一人超过董，并用车别他，把董别到墙边，那人举刀便砍，董欲掏枪自卫，后边又有刀砍来，董失去了知觉。
根据这一情况，可以初步断定，作案人在董的回家路上跟踪下手，加之董又身穿便服，说明是熟悉董的人，报复杀人的可能性要大些。
为了慎重起见，侦查工作沿着报复和抢枪两条线同时展开，侦查地域划在义县的义州镇和相邻的城关乡两地，这两地15岁至40岁的男性均被纳入调查范围，重点是熟悉董振学的人。
大兵团作战式的侦查进行了两年半，但由于多种原因，未有实质性进展，继而转入小范围的专案侦查。
其后的几年来，义县公安局始终将此案纳入侦查视线，从可能涉案人员和被抢走的枪支两个方面查找线索。
转机出现在1997年，它来自一个“浪子回头，知恩图报”的故事。
赵某某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盗窃罪被判刑，关押在义县看守所。在被监管期间，有一名管教民警对他教育帮助甚多，生活上也给予不少照顾。赵某某刑满获释后，一直铭记着这位民警的教育感化之恩，想酬谢又苦于无经济条件，后听说这位民警调进了刑警队，觉得这下有机会了。他要提供一个重大案件线索，让这位民警能够破案立功，也算是报答这位民警的恩情。
1997年9月，赵某某找到这位民警说：“我知道董振学被杀是谁干的。”
那是在董振学被害后的一天晚饭后，有个在酒厂上班的朋友张某和赵某某到街边去打台球。赵某某见杜某来找张某，然后两人躲在一边嘀嘀咕咕。赵某某在偶然之中听到了他俩这样几句对话——
杜某说：“那晚咱俩这事弄大了，人可能死了，咱俩是投案怎的？”
张某说：“人要是死了，就是投案也得嗡下子（枪毙的意思）。”
后来，二人压低了声音，未能听清。
赵某某与张某、杜某都相识，关系不错，所以这段无意中听到的话一直闷在肚里，没对任何人讲过。
获此线索后，义县公安局党委马上组成专案调查组进行核实。经查阅1984年10月24日前后所有的案件记录，及有关老民警回忆，确认除董振学被害案外在那段时间里义县没有出现伤害、致死和其他的恶性案件。这一线索很可能与董振学被害案有关。但是，由于正赶上干部交流、局长调动等事宜，后又发生七里河特大凶杀案，一直忙活到1999年初，才腾出手来对此案件线索开展侦查。
前期侦查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人员包括局长在内只有四人。办案人员调出当年的案卷，足有40多本，一本一本地翻看。当年的现场勘查情况如下：
因救人现场被破坏，未能提取到有价值的足迹和指纹；在现场附近提取到草绿色军帽一顶，红色包枪绸布一块……
尸检鉴定：董振学被害伤痕应属带有一定弧度的砍刀类锐器形成……
杜某、张某当时均为21岁，在案件的原始卷宗中，有二人的姓名登记，但无详细调查情况，说明对这二人有漏查的可能。
后来，办案人员了解到：杜某的父亲当时是县里某政法机关的领导，因此并没对他详查；张某因家在农村，也没纳入详查范围。
经进一步深查，办案人员从杜、张二人身上发现不少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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