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哈同一个犹太人，对于孙大先生的主义是漠不关心的，他不过是临时起意而已……说这话，有点败士气。可‘国党’高层谁不知道这里面的含义？不能说！不敢说！‘国党’一直以来都找不到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前有一个清政府可以去败坏，属于目标明确的时期。到了民国，袁世凯倒施逆行地想要当皇帝，算是给‘国党’找到了一丝机会。可说到底，‘国党’迷惘了，孙大先生迷惘了。没有一个可行的政治纲领，‘国党’只是一伙乌合之众；没有一个可行的目标，任何有效的目标都是水中望月。
深谙其中诟病的孙大先生，痛定思痛，决心研究出一份能够带领民国走上富强之路的纲领性文件《建国方略》，尴尬的是，因为文件内容太过浮夸被有识之士嘲笑成为不懂经济的梦想家，获得了‘大炮’的名头，让他有苦说不出。
且不说别的，几十条重要条目之中，就铁路建设就要花费大概在十亿两白银左右的投资……这种庞大的建设至少需要五十年以上，但他觉得十年可能差不多了……
几次想要挽救革命热潮都不成功的孙大先生开始了政治生涯上的下坡路，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在野生涯。
说白了，就是让追随者越来越多，实力越来越强大。完成这个构想的唯一可能就是能够让普通民众都接受革命的思想，唤起民众的热情。而占据民国最大比重的贫困百姓迫切的愿望是有饭吃，有衣穿。如果‘国党’做不到这一点，必然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至于短时间内获得热捧，这不能说明什么。孙大先生的建国热情，在辛亥革命之后还没有出门，就绊倒在了门框上，两颗门牙掉落在视线可及之处的尴尬，让‘国党’很长时间都没有缓过来这口气。
连孙大先生自己都知道，哈同的用意不过是一种赶时髦而已，和‘国党’表示一种亲近。当初正好是辛亥革命成功不久，民国给地的官员和名流都有种对‘国党’表示出善意的意图。哈同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宋子文跟着‘国党’的时候，没有赶上‘国党’的好时候，那是一段无比黑暗的时期，‘国党’正处于被国人冷落，甚至忽视的时代里。
他经历的最多就是像一个饿着肚子的街头杂耍艺人一样，用自以为最煽情，最激昂的语调，蛊惑街头的国人掏出荷包，拿出三瓜两枣的钱币用来支撑‘国党’摇摇欲坠的财政。不得不说，这和他理解的政府形象差别太大，以至于他非常理解‘国党’中那些大员们经常会动摇的信心，一直在左右摇摆之中举棋不定。他要不是被家人绑住了，无法割舍亲情的束缚，也早不干了。
顾维钧抵达，作为主人的王学谦自然要表现出主人的气度迎接一番。这可把宋子文给为难的，他和长姐本来就是跟在顾维钧夫妇身后，前面被堵了，躲又躲不过去，一时间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
“少川兄！”
“子高，你可终于露面了！”
顾维钧说这话的时候简直就是如释重负，他在上海可真是待够了。堂堂民国外交总长，竟然无法主持外交斡旋的磋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尤其是英国外交代表团说的那一句让他气的半死的话：“顾总长是否能代表王总督做出外交决定？”
这话问的，让顾维钧心塞不已。按理说，王学谦是民国的官员，可曹锟已经指挥不动王学谦了，从某种曾度上来说，拥有全面压制北洋军政府的空军和海军的浙军，已经能够威胁到北洋军政府在江淮一带的统治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要是惹怒了王学谦，南北夹击之下，直系绝对无法抵挡奉军和浙军的进攻，尤其是浙军的海军，已经是民国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
顾维钧当时很想说：“王学谦是民国的官员，政府的决定他必须执行。”
可这样的话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更不要说准备好谈判的英国人和日本人。可见顾维钧心里的怨气一点都不小，反倒是王学谦很淡然地笑了笑：“扯嘴皮子的事可做不完，先不忙？”
“还不忙？”
顾维钧心头就是一紧，他可做不到王学谦这样的风轻云淡，他是曹锟的内阁外交总长，不是王学谦的外交顾问？王学谦是不着急，可曹锟着急啊！这位爷，最怕的就是和洋人打交道了。来自燕京的电报是一份比一份着急。
反倒是王学谦一伸手，对宋子文打起了招呼：“保罗。”
宋子文正想要伪装成不被注意的老鼠，溜着墙根往宴会厅里钻，被王学谦叫住，只好挪动尊驾，尴尬地面对顾维钧问候道：“顾学长，您好！”
“宋子文，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到美国之后是先进入的哈佛研究生院，获得硕士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哈佛毕业能够让他在华尔街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用来填补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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