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学校就不说了，教授都是美国常青藤毕业的博士、欧洲著名大学的学者。杜威、罗素来上海讲学为什么去了圣约翰；爱因斯坦来上海讲学为什么去了沪江？
这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些学校牛逼，牛逼大发了。
反倒是后世上海声望最隆的大学复旦，却成了受气的小媳妇，甚至地位还不如小媳妇，比通房丫鬟都不如。
当校董的自然不肯说自己的学生在求职道路上处处碰壁，可实际上也差不多，前面说的三所学校。毕业之后能在大学找到职位。最明显的就是在洋行大公司找到高薪的职务。比如说圣约翰，毕业之后去大银行找工作，几乎很少有被拒之门外的。月薪一百五十块大洋起，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一个价……什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复旦毕业，一个月的月薪只能是人家的三分之一，还一年培养不出几个学生。并不是于右任等人没想办法，而是找不到好学生。
如果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在场，一定会深有同感。
不仅仅是找不到一流的学生，连一流的教授都不搭理这些学校。感情老失落了。
当然，出校门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并不能确定一个人的人生。
人生很漫长。需要一辈子的努力。
这些大道理，读过几年书的人都会说。可问题是，出门就输一半，就和跑步比赛的时候，起跑的时候摔一跤，而且还是脸先着地，是一个道理。于右任决定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教学环境，聘名师，树名校风范。可惜，手头太紧。施展不开。他要是有王学谦的财力，没说的，民国没有的。去欧洲请，去美国请。可他连国内的知名教授都请不起，比如说胡适，一年的薪水三千大洋左右，承受不起，太贵。
对于于右任来说，最理想的当然是物美价廉的，比如说不花钱就能办大事的那种。
要不是章太炎找来，他还真的把这位爷给忘记了。并不是说章太炎在民国的名气不够大。而是请这位爷出来讲学，并不容易。论名气。章太炎是和梁启超一个级别的大拿，功底也在伯仲之间。可要想请章太炎。砸钱没用。章太炎压根就不缺钱；给荣誉，于右任给得起吗？没有能够打动人家的东西，只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而这个机会，正好来了。章太炎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或者哪根筋没别过来，自打孙大先生灰溜溜地给赶下非常大总统的宝座，逃到上海之后，他一直想要找机会缓和孙大先生和陈炯明之间的关系。这个想法一度让人觉得天真到可怕。
章太炎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的面子不太够，找了不少人。当然找人也是要看身份的，至少要在‘国党’内说话有人听的元老，于右任就是其中一个。
也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于右任答应下来，不过提了一个条件：甭管成不成，让他去复旦讲课，三年。章太炎是民国有数的国学大师，要是能来复旦，绝对能够引起一波报考热潮，换句话说，章太炎坐镇复旦，复旦就火了。
可章太炎不干，老头子年纪大，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过活三年，这种咒自己的话，也就章太炎这类毫无顾忌的人会说的出口。
于右任说：那好，就一年。
章太炎还是觉得亏得慌。
于右任最后发狠，半年，不然，爱谁谁。
最后，章太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
这其中的曲折，让陈炯明听得如同云里雾里一般，随口问了一句：“你办的那个大学前后投入了多少钱？”
“第一期十多万大洋，买地。在江湾那地方，大……就是偏了一点。”好在不是买的河滩荒地，于右任的底气至少比南开的张伯苓要足一点，但也仅仅是足了那么一丁点。
“后来断断续续的，加起来有三十多万吧！”
这个答案真的不算太理想，国立的大学教授，待遇最好的北大，一共有二十多位，月薪一般是二百起，最多的有五六百。如果复旦按照这个工资给，还敢请这么多教授的话，募集的教育基金还不够教授和职工三年的薪水。
所以，这方面于右任觉得自己很吃亏，不敢太铺张，紧着花，才能细水长流。
可陈炯明压根就没想这些，而是若有所思道：“怪不得我在闽南的时候，办的大学没有成功。”
于右任陪着小心问道：“你当时筹备了多少钱？”
“五万？”
“五万能干啥。”
“不少了，五万大洋，能让多少老百姓吃饱？能买多少斤粮食……”
于右任有些心酸，他和陈炯明压根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他办的好歹还是大学（私塾级规模），虽说是民办的，哦。不，是私立大学。可瞅着陈炯明的做法，这货压根就没办大学的意思。而是本着大食堂的宗旨去的。这都能成事，像他这样的有一个算一个。都该去撞死。
不办学，不知道办学难。
看看南开的张伯苓，二十年耗在一所学校上，终于在一年多前有了些许的起色。主要是南开阔了，怎么阔的，听说和王学谦有关系，后来还有江苏督军李纯死后一部分遗产捐献。总之，南开阔了。学校名气就直线上升，可其他私立大学没有这么好的命，只能苦苦挣扎。于右任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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